冰火40年：西方的失败与中国的成功
冰火40年：西方的失败与中国的成功 这不是个长期故事。 这只是阶段性的。 终局未料。 我经历过1989年，那年我在街上出现了一会儿，因为我面临高考。 我的学长是北京一所大学的学运头目，被母亲跪回了上海。他来看望我们的英文老师，老师让他坐在后面等他课上完。 我好奇的回头看了一眼，他的脸上是某些气体留下的痕迹。 当然这位学长的命运未卜，没有人知道他后来怎么样。 我们彼时敬仰这样的人。 我后来毕业后被分配去上海郊区的一个工厂，我连名字都不知道，因为我父亲通过自己单位的关系，把我调往钢铁厂，赔了学校5000元，相当于当时工资的70倍。 但我辜负了父亲的安排，去了外资企业。 我接受的是英美企业文化的熏陶，对西方文明深信不疑。 到1999年，我已经出来创业。 心怀自由与民主的坚定信念。 过了几年我给一个上海的西班牙人装修房子，当时我破产了，做了装修工和包工头。 实际上黑白两道的人都给了很深的伤害。 所以你可以想象我痛恨中共。 我们俩在一次午餐时口角了起来，当然比较克制，毕竟他是我的客户。 他不赞同我对民主的崇拜，他人到中年，走了八个国家做生意，从欧洲走到北美，从北美走到中国。 他跟我说：民主有巨大的破坏性，腐败也是到处都是。 我起身离开了。 我后来写文，有巨大的影响力，曾经有许多文章阅读量超过百万。你要明白这是二十年前的流量。 后来出了几本书，给纸媒财经杂志写过几年的专栏，所以有机会进入了大宗商品领域，做现货市场的分析师。 这个工作开始冲击我的三观。 因为市场是冷酷的，尊重客观。 一切立场带来的偏颇，会导致失败、亏损、乃至死亡。 在我从业的十几年里，死于跳楼的就好几个，进入监狱的不计其数。 我一边学习，一边实践，市场不断的纠正，血洗我的立场。 我在自己破产的岁月里，并没有把一切愤怒归于中共，我同时也愤怒于自己的无知，所以我自学了经济学。 想要搞明白这个社会是怎么了。 所以，对主流的愤怒会带来一个倾向，我曾极度信奉奥地利学派。 我把对市场自由主义的信奉用到市场上后，就必然的遭遇了市场的打击。 市场不相信自由主义，只相信博弈与人类行为经济。 我曾遇到芝加哥大学的行为经济学教授，给他的学生们看过我写的政治经济文章，应该说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