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火40年：西方的失败与中国的成功

冰火40年：西方的失败与中国的成功 这不是个长期故事。 这只是阶段性的。 终局未料。 我经历过1989年，那年我在街上出现了一会儿，因为我面临高考。 我的学长是北京一所大学的学运头目，被母亲跪回了上海。他来看望我们的英文老师，老师让他坐在后面等他课上完。 我好奇的回头看了一眼，他的脸上是某些气体留下的痕迹。 当然这位学长的命运未卜，没有人知道他后来怎么样。 我们彼时敬仰这样的人。 我后来毕业后被分配去上海郊区的一个工厂，我连名字都不知道，因为我父亲通过自己单位的关系，把我调往钢铁厂，赔了学校5000元，相当于当时工资的70倍。 但我辜负了父亲的安排，去了外资企业。 我接受的是英美企业文化的熏陶，对西方文明深信不疑。 到1999年，我已经出来创业。 心怀自由与民主的坚定信念。 过了几年我给一个上海的西班牙人装修房子，当时我破产了，做了装修工和包工头。 实际上黑白两道的人都给了很深的伤害。 所以你可以想象我痛恨中共。 我们俩在一次午餐时口角了起来，当然比较克制，毕竟他是我的客户。 他不赞同我对民主的崇拜，他人到中年，走了八个国家做生意，从欧洲走到北美，从北美走到中国。 他跟我说：民主有巨大的破坏性，腐败也是到处都是。 我起身离开了。 我后来写文，有巨大的影响力，曾经有许多文章阅读量超过百万。你要明白这是二十年前的流量。 后来出了几本书，给纸媒财经杂志写过几年的专栏，所以有机会进入了大宗商品领域，做现货市场的分析师。 这个工作开始冲击我的三观。 因为市场是冷酷的，尊重客观。 一切立场带来的偏颇，会导致失败、亏损、乃至死亡。 在我从业的十几年里，死于跳楼的就好几个，进入监狱的不计其数。 我一边学习，一边实践，市场不断的纠正，血洗我的立场。 我在自己破产的岁月里，并没有把一切愤怒归于中共，我同时也愤怒于自己的无知，所以我自学了经济学。 想要搞明白这个社会是怎么了。 所以，对主流的愤怒会带来一个倾向，我曾极度信奉奥地利学派。 我把对市场自由主义的信奉用到市场上后，就必然的遭遇了市场的打击。 市场不相信自由主义，只相信博弈与人类行为经济。 我曾遇到芝加哥大学的行为经济学教授，给他的学生们看过我写的政治经济文章，应该说是我把电脑放在桌子上，他的学生们看到了。 我当时是工地工人。 他的学生们震惊于我写的政治经济学比“他们的讲师好”，后来他特地请我在小饭馆吃饭，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你应该专注于一件事情做。 我不知道教授是叫我专心于做装修工，还是专注于做学术。 但由此我开始看行为经济学的著作。 我在做这一行的时候，社会科学成为我终身的爱好，我开始自费到各国旅行考察社会变革。 2011年缅甸政治改革，触发了我从1989年以来的第二次热情，我跑去缅甸考察，接触当地居民、欧美NGO人士、缅甸华商、唐人街庙祝，到各地走访，搜集各方资料，了解其现代史。 同时我跑去柬埔寨考察，以对照两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改革。 缅甸在政治改革十年之后，还没有像样的发电厂。 极端环保组织有一百多家。 柬埔寨的合法与不合法工会有三千多家。 这两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都处于停滞中。 后来柬埔寨走向黑色产业，缅甸走向军事政变和战争。 我实际上在研究了缅甸二年之后，就放弃了缅甸，2013年去了美国，在那里待了很久。然后去了新西兰，又在那里待了些时间。 在美国，我发现纳瓦罗、班农等人的理论从边缘走到主流，中国已经成为敌人。一个穷困的白人中年妇女和一个来帮忙搬货的街头流浪汉，坚定的对我说：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并不是从川普那边听到的，是2013年在圣费南多谷一个人类学教授的房子里，听她的房客，一个穷困的白人妇女讲的。 我是个敏感的人，于是明白中美将要走上对抗，美国必定要遏制中国。 我去了新西兰。 在基督城，地震过了几年，任何的建设复苏都没有做，当地的朋友耸了耸肩说：民主社会，你知道的。 民主带来效率低下，但带来公平，却终究会走向需要的成果。 这是我一直听自由派讲的，我曾经深信不疑。 但我在目睹了缅甸、柬埔寨的毁灭性混乱后，在目睹了新西兰的一些琐事，在目睹了美国人的一些问题后，开始把五大洲一百多个国家的现代经济史拿过来研究。 我发现了一个被故意忽视的问题。 欧洲的工业化成功，来自于实行重商主义的君主制威权国家，英国算一个宪政体系下的君主和贵族制衡体系。 美利坚四百年的发展史，不仅仅是一个奴隶制共和国，而且是个只有部分人有选票的自由自治权力制衡的国家。也就是地方自治、司法独立、立法者长期执政的政体。 美国人对民主的防范甚至体现在宪法里，禁止民主选举对自由产生侵害。 美国在1900年之前，已经是世界经济第一强国，这之前并没有民主。 在现代国家的话语体系里，民主是苏联东欧这些社会主义阵营的，自由是英美社会的。 我在1970年代的中国农村谷场上乘凉，听到短波收音机里台湾的广播，软绵绵的台湾女生讲着“自由世界的.....” 遥远的记忆一下子冲到脑海里。 自由世界。 不是民主世界。 软绵绵的台湾女生讲话时是蒋经国先生治国之时，台湾经济腾飞的时候。 此时的台湾是威权统治。 于是我去看韩国的经济腾飞时期，朴正熙执政的威权时期。 我去看日本的经济腾飞时期，自民党一党执政四十年的时期。 我去看新加坡如何成为发达国家，李光耀先生的开明独裁时期。 在战后的同一时期，世界上发达国家品尝着先进国家的果实，后进的第三世界国家，亚非拉各国在西方的民主指导下，在苏联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输出之下，日益混乱。 完全照搬美国宪政体系的菲律宾、利比里亚保持着贫穷、混乱、战争、贫穷、混乱。 南亚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处于贫穷与落后中。 之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1989年曾有机会转型为民主国家，如苏联那样解体。 我曾畅想过中国彼时的发展，在目睹了2011年之后的缅甸政治改革。 我不再相信这个梦想。 在比对了许多国家之后，我开始明白1989年时如果学生们成功了，中国将沦为缅甸或印度前面五十年的那种社会，或者是菲律宾这样的社会。 中国后面的三十多年，将会持续动荡，在政治狂热中消耗本来就不多的财富。 将有机会像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一样，沦为寡头社会，90%的人们沦为赤贫，退休职工丧失退休工资，公共医疗与公共卫生系统残破，女人流向日韩卖淫。 实际上邓小平先生是个伟大的人物，他终止了这场运动，同时通过南巡的行为艺术，阻击了极左。促使江泽民重新改革。 过了很多年，我读到一些其他的文章，才知道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从未消亡。 法兰克福派早就去了北美。 苏东集团的垮台，是经济共产主义的垮台。 但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共产主义从未消亡，他们深刻的占据了整个西方社会与第三世界许多民主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域，处于统治地位。 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向全世界输出的民主，实际上是后马克思主义形态的共产主义。 在一个国家经济还没有积累的时候，各种NGO组织，以对这个国家的国民好的姿态出现，组织独立工会、环保组织，阻止和破坏经济发展，给资本主义设立门槛，使得工厂主无法获得资本积累，甚至无法正常生产。 本地权贵很快发现与其去做困难的得罪西方的发展模式，不如顺其自然，煽动民粹主义，获得权力，从传统生意中榨取利润。 于是这个国家持续陷入贫困，没有经济发展，没有财政盈余，形同虚设的公共卫生和公共教育，治安混乱，权贵掌控财富。 这一套在向中国传播的时候遇到了强力的阻挠。 中共发家于这一套，他们在早期的城市，通过工会和劳工运动破坏生产，当年是失败的。后来转去农村，实行的是古代中国的王朝统治方式，从农业中获得基本收入。当年毛泽东在新华社头版写民主主义时，与美国的左派合流了。 但是在大国地缘博弈中，被美国抛弃，不得不拥抱苏联。 毛泽东是读中国古代线装书的，是从古代王朝命运中汲取权谋与国家治理经验的人。 因此他设立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分权制，自1953年之后，中央财政就与地方政府财政分开了。 这使得中国的计划经济模式与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有巨大的区别。 因此带给邓小平的改革成功可能性大增。 在1989年之后，西方影响力下降，西方左翼自由派的影响力就下降了。 佩罗西只好回到美国。 中共深知工会对经济生产的破坏力，也深知NGO等组织是意识形态组织，他们禁止了独立工会。 这是中国私营经济得以崛起的重要基础。 邓小平接受了科斯的产权理论，为中国奠定了明确的产权制度，尽管是残缺的，土地仍旧是集体所有制，国民只有40年至70年的使用权。 中国人在贫穷了太久之后，在战乱了太久之后--文革不亚于一场内战，终于获得和平的时间，有了产权确立，有了建立自己生意的机会，私营企业蓬勃发展。 而海外华人资本与日韩资本，看到了中国去除了导致经济混乱的因素：工会，提供招商引资的优惠税收条件，并大规模的投资基建，投资公共教育，于是资本蜂拥而至。 政权稳定的交接，长期发展政策的延续性，发展性腐败带来的共赢到掠夺性腐败出现后，中共强硬的腐败监察制度，遏制了掠夺性腐败的形成速度。 这都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原因。 与此同时，整个西方在用边缘人群的意识流来打击主流人群，这是马克思主义均贫富的套路，用无产阶级专政来打击全体资本。 西方忙于文化大革命，而对工业化发展放逐了，由中国人去干吧。 我曾在节目里跟观众解释宗教： 一神教有自己的神，因信称义，相信神之下众生平等。 现代西方无神论者，相信人类之外的一切重于人类，动物重于人类，多元化者认为少数人群重于主流人群。 这是一种控制论。 西方忙于意识形态战场。 中国忙于经济战场。 如果不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不太受意识形态干预，还能维系美国的强大，就要把高科技拱手与人了。 这是过去，过去的只说明过去。 中国正在学习欧美，虽然从原始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中获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哲学指引仍旧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采取的模式是外马内法，与古代中国的外儒内法是一样的概念。 解释给欧美人听的就是：中国的国家治理，披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外衣，但是用的是中国传统法家的治理模式。 这个法家，不仅仅是法律制度的意思，还包括编户齐民的一整套治理模式。 日本实际上是个假民主国家，它的统治模式也来源于中国古代的编户齐民模式，兼具法家与王阳明的某些思想影响。 但外儒内法的害处在于没有抛弃儒家的哲学指引，没有办法实现国民的自由意志，就难以让资本从传统资本过渡到知识资本。 外马内法的致命之处，照样在于没有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专政体系就会把创造了巨大价值的私营业主列为辅助工具。 在财政失衡的年代，私营业主就会遭遇浩劫。 中国的统治阶级往往自行摧毁自己的崛起根基。 在古代，王朝统治者摧毁了自耕农，形成大规模的土地兼并，税负压垮自耕农。 在现代，统治阶级会摧毁子私营企业主，形成大规模的平台寡头经济，税负压垮中小私营企业。 中国以外的世界自省后正在右转。 中国经历了成功的三十七年发展后，正在学习欧美左派的一切：重税、社会福利、隐形婆罗门控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