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达曼文集：离开大理

 

离开大理

 

2010年我进入了大宗商品领域,凭借的是半吊子的经济学水准,不免彷徨,尽管运气好,判断对了一些行情,很难说是自己的才华,还是运气。

或许只有些勇气。

这是仅剩下的勇气岁月。

在经历了十年的生意场奔波之后，疲惫不堪，勇气陪伴着我度过最初的二年后，我就对这个风险巨大的行业有了太多的谨慎，以至于知识储备不够用了，经验更无从谈起。曾在数百个城镇行走的体验，生意场上的倾轧，又让我对整个主流社会充满了戒备。

我的文字充满了黑暗面，吸引了许多同道中的读者，也把自己和亲人引向心理的边缘。

由于工作的变动，我到了云南居住，开始在丽江和大理徜徉。

这个区域是边缘人群的心灵胜地，躲避红尘的人隐居在此处，又吸引了大量游客来到这里，于是商业追逐着避世的人们，形成了古怪的奇观。基于生存的需要，这些避世的人、心理处于边缘的人，也开始做客栈、酒吧等生意，不可避免的就把辞别红尘的心思又卷了进去。于是疲惫的心理更加疲惫，哪怕是洱海周边的乡土人情远远好于主流社会的乡土，利益的介入，心思各异的人群，孤寂的晨晚，以及不断骚扰避世人群的强力人士。

有住在乡村被村长派人殴打的作家，有咖啡馆被人侵占的伴侣，有被欺诈投资的客栈投资人，有合伙生意不断的摩擦，有地方流氓打伤的游客，有抽刀的导游。

大理似乎要比丽江纯朴一些，似乎没有那么多嘈杂的俗事，但日益昂贵的地价，饥渴的投资者，叶公好龙的游客，生存边缘的压力，处在灰色地带的商业模式，与尘间政府相处的微妙，直到意见人士携带来的不仅仅是风霜，还有冰冷的力量围堵。

突然间，一个田园风光里的陶渊明式的山海，风花雪月的洁净故事，就把尘世里的金钱、权谋、博弈、风潮裹在日月下，扑面而来。

一些真正的避世游民，搬迁的更偏远，我熟悉的一些人甚至去了尼泊尔。

我则很快以对经济学的治学直觉，发现了普天之下，哪怕是太平洋之间的荒僻小岛，狂风暴雨和海涛洗劫的白色沙滩上，也弥补着人类无所不在的踪迹，权力和商业的触手无处不在。偏远之处的乡情更加闭塞保守，更加斤斤计较，排斥外来人。文化上的寂寞更加枯寂。

于是我离开大理，没有再去梗偏远的地方，而是到了上海这个一线大都会的边缘，在一个湖区小镇上居住。

哪怕是距离上海仅100公里处，一小时车程的距离，人文也迅速的变的混浊，往来也迅速的降级。

我在古宅墙上的几十盆花草，一个晚上就被摧毁殆尽。门外红桥上的桥板和扶手，被一个个的拔除。房东是当地的治安领导，曾告诫我小心镇上的吸毒者。只是他没有提醒我，居住在此处的人群是如此容不得美好。

失望之际到彻悟，古语说：大隐隐于市。

真正的隐居，应该是在太原路的陈旧院落里，有个隐蔽的院子，附近有着各色小店，有着可谈文化的皮匠，可谈古典的自行车修车匠，可讲述自然的生面包店，有书店、艺术馆、博物馆、美术馆、话剧、交响乐与Jazz、古琴与昆曲的街区。

清晨一个人走出来，在简陋的二平米小店吃一碗豆浆，一根油条。

晚间在一个苍蝇小馆子，熟悉的老板默不作声，温一壶黄酒，盛一盘花生米和黄泥螺。

自己在那里自斟自饮，直至月升。

然后在自家的小院子里，木色的茶盘上，煮一壶白茶，静静的啜饮，倾听世界毁灭。

随便气候变暖、地缘战争、权力与金钱厮杀的声音，淡淡然消失在无常无间的尘世。

只是这样的大隐于市有个高昂无比的价格，除了价格，还有尘世变动的街边小人物，突然间获得了权柄，就能把脆弱的平静打碎。

我看老了世界，于是就只有步数百年潮州人、广府人、客家人、福建人的后尘，下南洋了。

如金庸笔下的袁承志，带着两个美女，一帆大船，去了大洋深处的孤岛。

这个岛只不过大俗入市，有着古典人情往来，有着各国鬼佬番仔，有着晨宣暮祷的大声喧哗，有着街狗与机车在深夜的轰鸣犬吠，有着牛群啃咬的草地，有着凶猛的眼镜王蛇不时上门拜访，有着咖啡馆、酒吧、夜场、音乐，有着隐忍的愤怒的本土人情，有着计较金钱的官吏和小商小贩，有着安静谦让的开车人，有着小院子、阳光和木瓜树。

还有着小国寡民的肆意躲藏在道路上，无人窥视。

万年洪荒之中，有着这样一个岛，一座城镇，一座山，两个湖，老牛、鸡、孔雀、猫与狗。

以及一切现代。

于是才可以避世。